③已成统一体系的法学家之思想。

现在不平等条约已获撤废，今后国民经济生活发展的趣向，自非农业与工业同时并进不可。法古则后于时，修今则塞于势。

因此我们研究法学及探讨任何一国法律，可以分作三个步骤，先考察它过去如何,现在如何，再进而观察它应当如何。按这部《法经》的真实性，仍不无疑问，我国成文法的创始，实际当更在李悝《法经》之前，唯史称这部《法经》，商鞅受之以相秦;萧何更据以扩充之而为《汉律》九章。儒家的政治理想，是以德治、礼治、人治为主，而以法治为辅的。这是说立法行法，都是要以客观为标准，而不能闭门造车、迳情直行的。我们生于现在这一个时代，知识的领域，比从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，我们现在又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国家，法律给了我们以种种自由，从前专制时代所有的种种桎梏束缚，都完全解除了。

不期末流所至，阴阳五行禁忌之说，竟深入人心，而成为社会上牢不可破的一种流行见解。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，便要提倡民族主义，用民族精神来救国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事父母，俯不足畜妻子，乐岁终身凶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!依孟子看来，人民因遭不幸而犯罪，是经济压迫使然，所以应该求治本的方法，使犯罪者的数目减少，以解决民生为行事政策，这恰与民生主义的精神相吻合。

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。(二) 自然法学派及理性法学派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孔子对于政治主张人治，对法律主张礼治，他说:君子……修己以敬。已过八十岁者，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。法治就是全以客观的态度来治驭事变，法治的性质与权衡规矩一样，所以管子说:根天地之气，寒暑之和，水土之性，人民鸟兽草木之生，物虽不甚多。

《周官》所载:对于耄老幼弱，有罪不加刑-这就是关于责任能力的记载;②自首减免;③共犯罪之规定;④并合论罪之规定;⑤累犯之规定;⑥损害赔偿之规定;⑦犯罪时期之规定。中华法系除了上述的与罗马法系相同处外，还有后面的几种特点:①以义务为重。

道与墨两家都是以自然法为标准，这是与儒家的法律思想相似的地方，法家对于法的根本观念也是如此。国民政府成立，法制更新，立法者多欧美留学生，他们鉴于外国刑法之重视谋杀与故杀的区别，于是在新刑法上重新恢复了谋杀的规定，外国之重视谋杀与故杀的区别是现世界的事，而我国则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有精密的规定了，由此一端，可以概见我国法制的价值至少超过外国两千多年。此外在印度还有佛教与回回法，但是这两种法在印度的势力远在《马伦法典》之下。然则我们怎样才能铲除这些症结呢?对症下药，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排斥落伍的除腐的迂说，痛革故步自封以及盲目媚外的积弊;积极地发扬我国固有的法治精神。

盖唐律产生于唐初，其时国威远播，政治清明，实中史上之黄金时代，且有大政治家房玄龄等苦心修撰，与太宗之热忱督促，始克有此，非偶然事也。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:《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》,第351-360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在《尧典》上虽有五刑之文，但那只是实施刑罚方法的分类，不能算为成文法典。法家与儒、墨、道三家立论相吻合的例很多，举不胜举。

由此可见，我国的法律是比别国发达得早。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，天明威，自我民明威。

希腊有《索伦法典》[[6]]它的内容颇为充实，后来，罗马的势力虽然侵入了希腊，可是仍然袭用着希腊的法制。《唐律疏议》中的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，这就是民刑不分的由来。

罗马时代的制定法律是本于人民的要求，并且编纂法典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平民，所以法典中多属关于人民私权的民法，这便是罗马法与我国法不同的原因。中华法系现在虽因时势的要求，改易旧观，但是固有的精神依然存在，前途依然光明，正如罗马法虽然曾经屡事更张，而今仍然为一般人所奉行一样。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，来分析，来考验其中的精义。道墨二家与儒家所不同之处在于，道家不欲拘于礼法，墨家则以法本于天。罗马的《法学阶梯》上说:文化未开，民知懵昧的国家必先程序法而后实体法;文化已开，人民法律知识完备的国家必先实体法而后程序法。同时杜挚也从中梗阻说:利不百不变法，功不十不易器，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

(五)宗教方式的影响诚如纪美逊(Jumiego)在《中国家庭与商法》一书中所说:中国人的信仰是散漫的，随着祖宗的信仰而转移，或信佛，或信道，极不一致，反之，罗马人虽同有崇拜祖先之习，但是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，所以他们的信仰由私而进为公，而中国则无国教而重家教。由以上的几行中可以知道孔子已抉发政治的及法律的精神，专在以身作则。

谓之象，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，斗斛也，角量也，谓之法。具体地说:我们应该积极地厉行法治的政策，实现民主的政治，奋发革命的思想，培植明辨的能力，极力地提倡科学的观念，以破处分歧混乱的宗教藩篱，奖励切实研究的事业，以改革今日法制的缺点，我们相信，这样努力下去，复兴中华法系历史上的光荣，实在是毫无困难，所困难的就在能言而不能行。

法者，编著之于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中国素以礼教立国，所以法律多偏重义务方面，至于权利之被保护只是法律的反对，并不是法律的本质。

我国旧法中家长对家族中的一切都有处理权，而且也是以男系为中心的，此其一。不过，慎子是主张法治的，荀子是主张礼治的。我国法系在春秋时代已渐次组成，孔子把法律上最高的原理原则已阐明无遗。唐以后的各朝虽各制定法典，但是都是因袭唐律而来。

谟氏以其武力征服四邻，来推行神法，所以当时回回法系的势力很不小。大禹命皋陶: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,《周官·司救》说:掌万民之袤恶过失而诛让之，以礼防禁而救之……凡民之有袤恶者，三让而三罚……耻诸嘉石，役诸司空。

中华法系历史的悠久不亚于罗马法系，罗马法为欧洲列强的母法，中华法也曾为亚洲强国日本、安南、朝鲜等国的母法，除此之外，中华法系与罗马法还有些相同之处:①两者的家族观念是相同的，在罗马法的十二铜表上刊着家长对于子女有生杀权，有婚姻权。到曹魏时代又增为十篇。

墨守旧制的陋习，可说是我国传统的劣根性，而这种劣根性是由于士大夫阶级的标榜，时至今日，这般士大夫们已经是崩溃了，这种陋习必然地是被新的潮流所摧毁。我国的旧法上也有这样的规定，这就是所谓的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-这是关于责任条件的记载。

按此作宏博精富，为中国法家吐气，出自青年女士之手，殊属难能可贵。察考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除了最后的几表是实体法外，其余的都是程序法，而我国最古的法律都是刑法-实体法，直到晋朝才增加民事诉讼的部分，由这点又可以证实我国民族文化的进化较他国为早。回回文化以阿刺伯[[5]]为根源地，阿刺伯本有不完备的法制，后来谟罕默德力行打破旧法，提倡以含有十足神学思想的《可兰经》为法制，阿刺伯人遂奉之惟谨。后来文明日进，旧法不足应用，学者乃尽力研究法制，为适应环境起见，陆续地制定新的法制，到优帝时代，罗马法典已很完备，这时的法制都经过精细的编纂与缜密的考虑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优帝法典。

孟子说:徒法不能以自行。法家与儒家的主张最不相同者在于前者绝对主张法治，后者主张礼治兼人治，由以后的举例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。

不过罗马十二铜表法中除了第八表(犯私法)及第九表(公法)外，大部分都属民法，我国自唐虞以至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多属刑法，到了汉唐明清时代，凡关于户口、婚姻、钱债、田土等民事也都包括在刑法之中，这与罗马法恰恰相反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

 一、中华法系与世界法系 法制的成立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殊异，古代的人民都过着闭关自首的生活，所以那时的法制异常复杂分歧，后来因为科学的进步、交通的发达，彼此接近的机会多起来，于是才感到有改革法制的需要，采人之长，舍己之短，因之，世界法系有渐趋一致的倾向。反顾中国，法制起源虽古，而法学研究乏人，管商申韩之流虽号称法家，炫耀一世，但是，他们的学说都是东鳞西爪，没有科学的条例，系统的考究，加之，汉唐以来，法家为世所鄙，学者不屑治之，更无专门研究法学的机构，治法学者只有少数贪赃枉法的胥吏，以及一般包揽词讼的讼棍，无奸不作，无恶不为。